嘉兴市是粮食主产区，1983年建市之年，全年粮食总产量41.0281亿斤，统购任务数为11.45亿斤，实际入库13.6027亿斤。
统购任务中，统销本市居民口粮2.4104亿斤，上调给省8.6927亿斤，上调量占省汇集量的40％多。
1983年下半年，全市基本完成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。
1984年，粮食空前大丰收，全市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9.1906亿斤，粮食统购任务11.45亿斤，实际入库18.1393亿斤，上调省11.5857亿斤。
1985年，国家决定调整粮食购销政策：“粮食棉花取消统购，改为合同定购”、粮食合同定购的政策要点是：
第一，定购粮食的品种在嘉兴限定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种。完成定购任务后的余粮和其他品种的粮食，由生产者自行处理、自由销售。1988年开始，允许嘉兴大麦可抵任务的10％，1989年起允许大豆抵定购任务。
第二，合同定购粮食的价格，按不同品种的原统购价、原超购价的不同比例计算出“比例价”，各按比例价收购。对入库的晚梗谷，精谷给予临时性补助金。每百斤粳谷1.35元、糯谷1.60元。
第三，合同定购的粮食任务，参照统购办法，由上而下分配，再由下面上协商定购。定购品种小麦（大麦）、早稻20％，晚梗20％。糯谷10％。
从1953年至1990年的38年中，现嘉兴市辖区农村累计提供商品粮405.71亿斤，年均提供商品粮10.67亿斤、农村人均提供商品粮1990年达到680斤、每亩良田平均提供商品粮1990年达668斤。
在此期间．净上调商品粮（除本地供应外，上调省及省外、境外的商品粮）累计达256.68亿斤，年均6.99亿斤，农村年人均口粮1953～1958年为500斤上下，1959～1960年下降到392斤，1990年人均消费粮食1042斤，其中口粮742斤，饲料粮300斤。
粮食主产区的嘉兴市为国家粮食供应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但广大农民群众作出了很多牺牲，农村基层干部付出了更多汗水和辛苦，各级政府长期处于紧张，尴尬和两难的“烦恼”之中。
“烦恼”一，因粮食任务重·一年三熟才能完成粮食任务，所以，农民一年到头忙种、忙收、忙售，基层干部一年到头催耕、催种、催收、催售，不得空闲；
1～2月捻泥、积肥窖塘泥；3月大小麦防治粘虫；4月做秧田、检查秧田面积以及早稻播种育秧、防烂秧；5月二熟制早稻插秧、抢收大小麦、油菜并抢种三熟制早稻、饲养春蚕；
6月忙售茧和防“蚕茧大战”（1986年起）并且春粮入库、防治早稻病虫害和耘田除草：7月抢收早稻、抢种连作晚稻；8月除抢收抢种外，要耘田除草、防治病虫害、早稻谷出售入库；
9月早稻谷入库高潮，基层干部都忙于争取早稻一季完成全年粮食任务；10月出售中秋茧，防止“蚕茧大战”，晚稻防治病虫害；11月收割晚稻、种春粮和油菜；12月除春花作物管理外，主要检查粮食任务完成情况，包括减免、处罚等等，联产承包后工作量更大。
1985年至1990年乡镇企业兴起，嘉兴市起步较迟。在省里开会，往往有人说我们思想不解放。我一直和他们争论：发展乡镇企业要靠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村的能人，不是我们思想不解放，不是没有能人，而是粮食任务压在肩膀上，被田地网住了手脚，一年到头忙在粮食、蚕茧上，哪有心思顾及其他？
“烦恼”二：粮食生产、供应形势紧张时，上级盯住粮食主产区.一次地增加粮食任务，甚至“反瞒产”、“挖口粮”，农民付出了很多牺牲。
1958年嘉兴县（现今秀洲区、南湖区、嘉善县）粮食统购任务是4.7645亿斤，实际人库是4.8628亿斤，比统购任务数多购983万斤。
1959年，当时嘉兴县增加征购任务至5.13亿斤，比1958年增加3655万斤，实际入库5.2910亿斤，又比征购任务数多征1610万斤。
1960年农村年人均口粮（原粮）下降到397斤·直接导致“饿病逃荒死”事件。1959年5月至1961年1月，嘉兴县出现浮肿病人17247人，陶庄、干窑、西塘三个公社1960年1月～5月非正常死亡1884人（详见拙作《嘉兴县“饿病逃荒死”事件浅析》，载《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》第56期）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仍有粮食紧张的时候。1985年11月23日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，研究1986年的粮食任务问题。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，1985年食大幅度减产，全年粮食总产量40.2亿斤，比1984年减产9亿多斤。
据此，省政府要求1986年嘉兴市粮食结算基数仍为9.5亿斤，但合同订购数决定为10.5亿斤。这10.5亿斤的任务能不能完成？粮食部门汇报说，不采取变通手段是很难完成的。
因为嘉兴市常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0亿斤上下，农民口粮约20.2亿斤，种子2.74亿斤，饲料7.4亿斤，余粮（含大麦）只有8.8亿斤。如果不变通，又有可能出现挖群众口粮的问题。要完成10.5亿斤粮食任务，要来省里把大麦作为定购品种。
“烦恼”三：粮食丰收年，粮食主产区农民卖粮难，各级政府贮粮难，各级干部遭骂声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。
1984年粮食大丰收，比1983年增产8.1625亿斤，加上当年有一部分储备粮因联产承包到户面分掉，故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大大增加，适成了一时的“卖粮难”。
农村中怨声、骂声四起：“粮食紧张时，你们逼着我们卖粮，害得我们饿肚皮：现在粮食多了，你们又在压价、不收了，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，“而广大基层干部和粮食部门的职工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增点、增人、增磅、全力收购、市、县的领导千方百计筹集资金，借民居、搭棚仓、露天囤、露天堆以解决腺食贮存问题。
当年入库18.2789亿斤，粮食总算东堆西放存起来了。可是，大棚仓、露天囤、露天堆存粮有极大风险。
第二·棚仓及露天围、堆内的稻谷在第二年5月份不调出，6月黄梅天一到，雨多、地湿，空气潮湿·棚内、围内、堆内的稻谷很容易受潮变质。
第三，嘉兴一般在每年的7月就进入台风季节，此时如果棚仓内、露天围场、堆内还有精谷，基层粮管所和乡（镇）干部都提心吊胆过日子，台侵袭，棚，圈，堆上覆盖的防雨篷布一旦被吹掉，棚，囤、堆内进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粮食丰收年，粮食主产区的“烦恼”，从1985年10月22日的市长办公会议的实录（摘要）中可见一斑：
这次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粮食入库及仓容问题。粮食部门汇报，晚稻谷收购入库在即，预计可入库9.8亿斤，解决仓容不足是当务之急。
当时全市实有仓容13亿斤，而到10月22日止，实际库存17亿斤。也就是说，原有仓库已全部存满，还有4亿斤粮食在露天的棚、囤、堆内存放。新粮又要入库9.8亿斤，存放在哪里呢？
会上讨论研究，各方筹集资金，再搭棚仓存0.9亿斤，继续造露天库存0.7亿斤；第四季度应调出1.4亿斤，要向上级反映，必须尽快调出；当地居民供应及饲料粮、工业行业用粮可腾库容1.0亿斤，在建新仓1.0亿斤。
以上新建加腾出库容共5.0亿斤，尚缺库容4.8亿斤，只有继续搭露天棚、囤、堆和借用民房来解决。
粮食主产区粮食收购量大、储存量大，各种费用开支也大。由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的关系。购销价格是倒挂的。也就是说，产区的收购、建仓、储存、损耗等一切费用，通过调拨、销售是消化不了的，要出现销售亏损，而这个亏损则要由产区政府财政负担。
政府财政负担不了，只好在银行挂账。嘉兴市第一任市长从1983年8月上任至1991年初离任，在银行粮食挂账达近3亿元。
我在1991年初上任后，千方百计在收购、调运、品种调剂上挖潜力，加上粮食市场环境较为宽松了，回旋余地大了，至我1996年上半年任时，银行粮食挂账还剩近一个亿。
嘉兴市生产的各粮食品种以总量来计（以1982年为例），要数晚粳谷最多，为18.9892亿斤：早稻谷其次，为16.8206亿斤：大麦最少，为3.688亿斤，按理嘉兴居民要吃到晚粳米，应该不成问题，但事实是嘉兴居民吃晚粳来常常要限量，有时甚至要凭票。
首先，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个口号：“早稻一季完成任务”，这个口号一直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早稻一季完成任务，就意味着农民种的晚粳谷可全部自留，供应居民的口粮，是“任务”中的一部分，只有供应早籼米、早籼米硬性、口味差，嘉兴居民不喜欢吃。
当然，晚稻丰收年成，农民还是交售一部分晚稻谷给粮站的，可是粮食任务中有20％约2200多万斤是晚粳谷，要上调给省，多余部分才供应当地。所以嘉兴居民买晚粳米要限量。
其次，晚稻欠收年成，例如1980年、1981两年晚稻“穗颈瘟”大爆发，亩产量只有417斤和442斤，比1979年723斤每亩减产306斤和281斤。
农民交售晚稻谷大量减少，而上调到省的2000多万斤晚稻谷不能少，本地居民只好发“粳米票”了，从1981年1月起每人每月5斤，一直到1982年晚稻丰收。
所以，嘉兴长期存在着一种怪现象，“人吃早籼米，猪吃晚粳米”。因为农民自留粮都是晚粳谷，当时还没有各种饲料，农民养猪就把晚稻谷连谷壳、謙、米一目碾碎成为饲料，来不及加工的，猪就吃“白米饭”了。
粮食统购统销时期，粮食的调进、调出、全按省指令性计划进行，很少有调出地区不调、调入地区不要的问题存在。
1984年粮食大丰收．1985年粮食收购改为“合同定购”、粮食主产区粮食的调出状况就发生了变化，省指令性的调出计划往住得不到执行。使粮食主产区仓容被占.仓储费增加、损耗增加，又得不到补偿。粮食销区成了“爷爷”，粮食主产区反成了“孙子”。
1986年，省粮食厅制定了《粮食对口调拨暂行办法》，重申了粮食调出、调入计划的严肃性，规定了不执行计划的奖惩办法，要求粮食调拨对口单位签订合同，调出方少调一万市斤，补偿调入方月计划10元、季计划20元、年计划30元：调人方延滞卸收，每万斤补偿调出方30元，拒收而完不成调人计划的，补偿调出方每万斤100元。
可是，这个《暂行办法》很难执行。因粮食主产区调出的是早籼谷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粮食销区的居民也要吃晚粳米了。所以销区宁愿放弃粮权、宁愿付出补偿去其他地区（也可能是调出地区）议价收购晚粳谷了。
调出地区的尴尬是：调出粮的粮权属省，如要“平转议”销售，必须得到省粮食厅的批准，而且“平转议”的差价归省厅，产区毫无自主权。
大约在1987年后，粮食调拨的双方都学聪明了，想出了一个变通“双赢”办法：调拨双方都装作调出调入完成计划，调入方不补偿，调出方自行把粮食“平转议”差价归调出方。
这种“默契”存在了较长的时间，其好处是：调入方不付补偿费，可以自由地采购所需的粮食品种；调出方把粮食“平转议”销售后腾出了库容，减少了损耗，“平转议”差价收入可弥补其他方面的亏损。
嘉兴市1978～1982年，每年调出粮食7.1亿斤：1983～1989年，每年调出粮食6.1亿斤。这1亿斤粮食大部分是双方“默契”的结果。
1982~1984年，国家粮食购、销、调实行“征购、销售、调拨一定三年不变”的政策，其中规定：“生产队（户）完成征购和加价超购任务后，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”。
1984年粮食大丰收，加上联产承包后把储备粮食分到户，所以当年农户完成征购、超购后，家中还有很多余粮，粮食部门因仓容、资金等等原因，就不再收购了。农民除了骂干部外，不得不自行设法寻找多余粮食的出路。
当时郊区北部洛东、桃园、虹阳三个乡的农民，请粮食部门的碾米厂把稻谷加工成大米，用船把大米和小推车一起装运到上海，再用小推车推着大米在上海弄堂中叫卖，不收粮票、又是粳米，很受上海居民的欢迎。
据说三个乡在上海卖大米最多时达上千人。一个冬春下来，收入比卖稻谷高多了，而且净得谷糠可以作燃料，净得清糠可以作饲料。农民自己寻到了粮食的去处，又尝到了甜头。这种形式逐年发展，就建成了民营碾米厂，形成一个自发的粮食市场。
在粮食市场形成过程中，对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有冲击。农民生产的粮食不交售定购任务了，或自行加工卖到上海，或卖给粮贩子。所以上级重申不开放粮食市场，三令五申要取缔自发形成的粮食市场，要求嘉兴市政府、郊区政府加强粮食收购管理，防止粮食外流。对已经形成的粮食市场该如何管理，上级没有具体的规章。
基层管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行政命令·先发号召，再设卡堵截，随时巡查，形成了与“蚕茧大战”时“三顶大盖帽斗不过一顶破草帽”同样被动的局面，收效甚微。1987年晚稻谷收购入库时，郊区洛东乡人库进度明显缓慢，粮食外流严重，看来粮食合同定购任务肯定完不成了。
一天晚上，粮食局局长王定义奉命带了一班人，开了小汽艇去巡视检查。先到洛东乡乡政府，找不到人，他们便沿着小河去粮食外流最严重的洛西村。
汽艇的声响，惊动了群众，纷纷出来看谁来了。当群众看到船头上站着新塍粮管所的人，就知道查粮食外流的人来了，纷纷抓了泥块掷到船上。王局长站到船头向群众宣传完成粮食任务的重要性、粮食市场管理的必要性。
群众根本不听，掷泥越来越多，王局长他们只好起航开足马力向前开去，可是小河前边有一个船闸，同上挤满了人，很多畈粮船堵住T间门，汽艇过不去了，只好调头回嘉兴。
我们听了汇报后，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市政府召开会议进行研究，决定把1986年省政府的规定贯彻落实到乡（镇），省政府的规定是：
对“有田不种，种后不管，有粮不售”的人，所欠合同定购任务数“按比例价和议购价之间的差额，向粮食部门交款抵补”，当时我们认为嘉兴市不大可能完下成合同定购任务，所以没有具体落实到乡，现今落实到乡（镇），就是“抵补款由乡（镇）政府收缴，收不齐的由乡政府补足上缴”。粮食大量外流的乡（镇），这项“抵补款”是收不起来的，乡（镇）政府也是补不起的。
原来合同定购任务完不成的郊区北部洛东，桃园、虹阳三个乡，1988年起都基本完成了粮食合同定购任务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有一天我先到洛东、再到桃园，桃园乡的党委书记张根全详细说明了他们的“双赢”办法：
当地粮管所年年期盼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，可以得表扬、可以得奖金：乡政府也希望年年完成任务，可不收、不垫“抵补款”，商定两家合作去安徽广德收购早稻谷（安徽广德地区任务轻），乡政府负责粮源联络，粮管所负责贷款收购，收购数量按去年本乡欠粮数略多。
安徽早稻谷收来后粮权属乡政府。晚稻收购一开始，粮权划转给粮管所，作为合同定购任务内的粮食。这样全年合同定购任务基本上完成了。
晚稻谷收购入库时农民多少要交售一点，这些晚粳谷“平转议”，可弥补贷款的利息和其他一些费用。
我离任后多次去过洛东乡洛西村，该村党支部书记兼碾米厂厂长说：米厂不仅能碾米，还可磨面，已经是一个中型企业了。
